侯镜如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，就是受地下党委派去的，这说明他当时虽然还没有正式入党，但已经算是我们这方面的人了。
侯镜如在考入黄埔第二年正式加入中国，在南昌起义时，他已经是贺龙第二十军的教导团团长，其级别，比后来的一些将帅还要高。
1931年侯镜如与上级失去联系，但初心一直没变，政协回忆录专刊《纵横》2012年第十期《侯镜如的传奇人生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他着急地日夜奔波、四处寻找地下党，却毫无结果，最后用光了钱。出于无奈，他便使用与地下党曾约定的假名‘侯志国’和联络暗号，在上海《时事新报》上登出寻人广告：某某胞兄，我找不到你，心急如焚，你若再不来，没有办法，就自去找工作了……我始终是孝敬父母的。侯志国。（本文黑体字，除特别注明外，均出自此文）”
侯镜如晚年回忆：“当时是顾顺章叛变，一下子抓了很多人，已分不清谁奸谁忠，就是碰了面也立即避开，根本不敢相认。那时候，我哪晓得这些呀！”
侯镜如不晓得当时发生了那么大变故，老蒋那方面也不完全知道侯镜如的线月，“中山舰”事件爆发，老蒋下毒手清除第一军中的党员，侯镜如因为入党时间短而尚未暴露，所以才能受组织指派继续留在第一军中做秘密工作。
因为身份没有完全暴露，所以侯镜如“找工作”比较容易，又因为在抗战中屡立战功而步步高升，最后当上了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官。
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侯镜如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——当然，他表面上是站在老蒋那头的。
侯镜如在辽沈战役中曾负责指挥蒋军进攻塔山防线，结果直到锦州解放，塔山也没有被他们“攻克”，那其实是侯镜如不想打过去，有“罗千岁（不是尊称，而是蒋军将领给督战官罗奇取的绰号，说他就是老蒋的钦差太监，跟魏忠贤刘瑾差不多）”顶缸，老蒋也挑不出侯镜如的毛病。
从东北安全撤出的侯镜如不但没有受到老蒋的怀疑和处分，反而继续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的身份先后出任天津塘沽防守司令、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、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东军官团总团长。
侯镜如奉招归队具体时间不详（可能是出于保密需要，各种史料记载不一），但他在担任天津塘沽防守司令期间，发给组织的建议，却是有据可查的：“1948年12月，侯将天津兵力防守部署图交给李介人（侯镜如与上级的联络人，公开身份为侯的副官），让他立即带去向林、聂报告，并坦诚建议首先打下天津以切断北平蒋军的海上退路。”
侯镜如送出天津城防图的时候，傅作义还没有完成北平和平起义的谈判，对侯镜如也是有一些怀疑的：“侯镜如与地下党恢复了联系，并在蒋介石与傅作义的眼皮底下，开始有计划、有组织地进行缜密的起义归队的各项准备工作。傅作义早已觉察在北平的第九十二军与有联系。但无奈于围城形势之下，他对侯镜如起义一事尚无确切的证据，无法兴师问罪，只好采取严密措施，加派军警和特务密切监视。”
傅作义确实不能对侯镜如采取行动，一方面和平谈判正在进行，他动侯镜如等于断自己的后路，另一方面侯镜如是老蒋的“爱将”，他动不得。
可以确定侯镜如在淮海战役期间已经归队，但他又是天津塘沽防守司令，这场仗打还是不打，什么时候起义，却是一个大问题：整个兵团起义，是需要做大量工作的，有很多起义就是因为准备工作没有完全做好，导致部分部队哗变甚至起义失败；按老蒋的指令行事，那肯定要跟发生战斗，哪一方出现战损，都是我们自己的损失；不打，老蒋和傅作义两方面都交代不过去，于是侯镜如就想出了一条类似“张良吹箫散楚兵”的妙计。
时任第十七兵团作战处上校处长的赖惕安（起义后任人民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教员、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兼江苏省委会和南京市委会秘书长、江苏省政协常委）在《第十七兵团塘沽漏网记》中回忆：“侯名为兵团司令，实际上能确实掌握的基本部队只有一个第九十二军，军辖第二十一师、第五十六师、第一四二师、第三一八师，其中第三一八师仅有师的空架子，没有多大战斗力。”
除了听侯镜如命令的第九十二军，塘沽守军还有青年军第二〇八师扩编成的第八十七军，军长段沄出身于湖南衡阳“六大家”之一的大地主家庭，曾在老蒋的侍从室工作过，一向以老蒋亲信自居，根本不把侯镜如放在眼里；独立第九十五师就是在塔山阻击战中被打残的罗奇嫡系部队，补充到五千人后战斗力下降，但顽固依旧；交警第三旅就是军统戴笠原先直接指挥的“交警总队”改编而成，这支原先的武装特务部队，跟第九十五师一样冥顽不灵。
这些老蒋嫡系部队再加上一些保安团，塘沽防守司令部门外可谓鱼龙混杂，要想拢到一堆起义，基本是不可能的，其中有几个好战分子，居然还想听从老蒋的调遣大干一场。
放任老蒋的嫡系负隅顽抗，九十二军也可能被牵扯进来，这是侯镜如绝对不能接受的，但侯镜如也不是没有牌可打：蒋家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率主力舰“重庆号”及由美国接收的登陆艇和大小舰艇拖船共数十只，归侯镜如指挥，一方面是配合塘沽守军打仗，另一方面在必要时可以掩护他们逃跑。
侯镜如想出一条妙计，道具就是这些船只，赖惕安执行了侯镜如的命令：“马上将现有船只分配给各部队，预先将笨重物体搬上船，并根据部队配置分配渡口；必要时，可以在海军掩护下先撤至海面或长山列岛，候船南运，又召集段沄、朱致一（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）等开了会，确定以团为单位，分配渡口和船只，不仅自己的笨重的东西上了船，连新港码头的通讯器材和一切可以卖钱的东西，也都装了船。大官们感到逃命有方，才逐渐安定下来。兵团部副官处还计划在必要时司令部的重要人员可以安全上船，不致受部队溃退的影响。”
古代作战也讲究围三缺一，现代战争同样如此：如果塘沽顽军觉得没有退路，肯定会负隅顽抗，现在连逃跑的船只都分配好了，而且高级将校绝对没有逃不掉的危险，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，段沄和朱致一那样的军长、师长，哪里还有心思备战？那些基层军官和士兵，谁不想早一点登船逃离？
侯镜如这一招有多高明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张良如何吹箫离散西楚军心的记载就明白了：当年四面楚歌，楚军人心涣散；现有侯镜如事先分传，蒋军人人都想逃跑——既然能带着“物资”活着逃出包围圈，谁还愿意把命搭在塘沽？
原先还气焰嚣张的段沄和朱致一再也不提“决一死战”了，而是每天到十七兵团作战处长赖惕安那里打听“撤退的命令下来没有”。
交警第十二总队上校总队附（是队附而不是队副，那是蒋军从北洋新军照搬过来的军职，团副、营副和团附、营附的权力也不一样大）胡啸华在《交警第三旅防守塘沽及潜逃经过》中回忆，他们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准备作战，而是把能运走的赶紧装船，能吃的都吃掉，最后连总队运输队的骡子也杀吃肉了。
侯镜如“很体贴”地为塘沽守军铺好了退路，反对他的声音也就消失不见了，至于天津的陈长捷是不是会被俘虏，北平的傅作义会怎么想，他们才不管呢，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：如果碾庄圩、双堆集、陈官庄的黄百韬、黄维、邱清泉也像塘沽守军一样有路可逃，他们还会负隅顽抗吗？侯镜如在战斗开始前就分好逃跑船只，是不是比张良吹箫散楚军还厉害？